1966年到1976年，这十年时间是一段敏感、特殊、非常的时期，许多正常的事情变得不正常，许多不正常的事情变得正常。江青屡屡向叶帅等老干部们发难，其姿态毫无尊重可言。

1974年1月27日，周总理、叶帅、康生、江青等在首都体育馆，召集总政和军报等军队宣传方面负责人开会。大家落座后，都有些不安，交头接耳地议论：谁又会被“四人帮”拿来开刀。

会议由周总理主持，他神情严肃，只说了几句开场白，就被江青打断——江青迫不及待地发言，调子起得很高；在场众人都有种凶多吉少的惶恐感。江青讲话时，只有张春桥、康生、姚文元等人插话，作补充或作注解。

絮絮叨叨、反反复复地说完一大堆后，江青问大家有什么想法，谁也不想应声，谁也不敢应声。全场寂静，咳嗽声都没有，好似身处在老师点人回答问题的课堂上，台下众人谁都怕闹出动静，被台上人注意到。

无人接话，江青的自尊被伤了；持续的尴尬，更是让她怒火中烧。既然没人有问题，那自己就来找问题。江青忽然起身，环顾四周，大声喊道：“总政的田维新来了吗？”田维新是总政副主任，是个魁梧的军人。人群中的他，听到江青的呼叫，立即起身原地立正，向江青敬礼应答。

江青提问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是哪一年发表的。田维新回答不出，江青急了，指名道姓，厉声训斥。田维新老实回答，是自己学习不够，没有准备。田维新的解释让江青更气愤：“你还跟我犟嘴？”田维新见状，只好选择沉默。江青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沉默，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无声对抗和不服气。

江青全然不顾自己和对方的身份，以及当时的场合，大声命令警卫将田维新的领章、帽徽摘下。田维新昂首挺胸，站着一动不动，默默接受着这一切。在场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，眼神中带着同情和恐惧。

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，竟没跟一旁的叶帅商量一下，就擅自下令，如此蛮横地对待一位军队高级干部。江青觉得这还不够，又向军报的主编华楠发难，问“巴黎公社是什么成立的”。华楠答不出，却没遭到田维新那样的厄运。

江青白了华楠一眼，痛心疾首地开始了她的表演，指责他们的各种不是，说要大家学习，向毛主席学习，毛主席八十多岁了还在学习。大家谁也不敢接话，屏气凝神地等待着这场拙劣表演的结束。

在“修理”完田、华两人后，会议中途休息，但大部分人都不敢离开座位，生怕被江青注意到，成为下一个倒霉的人。突然，江青望向一旁的叶帅，生怕其他人听不见，直呼其名地大声问道，听说他有个儿子在空军，是怎么参的军？是不是走后门了？

台上台下的人，对江青这样跟叶帅讲话都感到不满，更何况老帅之子参军就是走后门吗？但现在不是1966年刚开始，所以没人敢站出来和她争。叶帅闻言，也是身体微微一震，斜着眼睛看了江青一眼，没有答话，把头扭开，眼睛望向别处。叶帅知道，江青这是项庄舞剑、意在沛公，她是要借题发挥，制造事端，扩大打击面。只要自己不接话，江青的戏就唱不下去。

不过会后，叶帅还是给毛主席写去一份报告，说明这一切。那段时间毛主席一直在发高烧，但还是坚持尽快给叶帅回去一封不短的信。回信没有指名道姓说谁（但大家都知道是讲谁），但是指出“形而上学、片面性猖獗”的现状，有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。

江青看过毛主席这封信后，顿时哑口无言；事后还写检讨，称自己太蠢，对不起毛主席。毛主席的复信，无疑是力挺叶帅，表态保护叶帅等人。